“大家已经都看完了吧……想必是有自己的判断跟想法。这一次的公关事件站在法律上来说，依照之前美国那边的相关法律，也就是长臂管辖权，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这对我们国家的相关行业会造成巨大的影响，甚至可能会让移动、联通、电信成为下一个阿尔卡特，所以这案子我们不能拒绝，我们不接换成其他人，后果可能会更严重。”
李哲很是惊讶的看着江远鹏，没想到他竟然是这样打算的，难怪自己外公对他评价很高，跟一些没有底线跟职业道德的律师、公关人还是不一样的。
斯黛拉：“朗讯科技（中国）有限公司致力于为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提供业界领先的综合解决方案以及涉及整个网络生命周期的专业服务，成为其面对当前及未来市场挑战的可靠合作伙伴。
朗讯目前在中国设有八个地区办事处、两个贝尔实验室分部、五个研发中心、多家合资企业和独资企业，员工总数近4，000名。
隐绰之间，我明显感受到的是一种对中国政府、电信运营商以及相关企业的沉重压力，或者说是对一种几近讹诈的深层隐忧——从某种程度而言，这种压力已足以影响到我们某些政策的出台以及走向。
毕竟国情跟特色文化在那儿，只怕很多人都牵扯其中，真要行使长臂管辖权，很多现管只怕都会出事，哪怕是为了自身利益，也会尽可能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江远鹏点了点头，很是赞同道：“朗讯中国贿赂事件已不啻于一柄高悬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虽然在烟幕背后若隐若现，却也因之更充斥了让人凛冽丧胆的重重杀机。
为揭开谜底，我们就不能不从事件的起因FCPA来深入探究。
溯本求源，FCPA是因导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对非法政治捐献和洗钱活动进行调查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这个调查中，发现不少美国公司为获取优惠待遇而对某些外国政府，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官员大量行贿。
其直接导火索则是随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国会所做的调查——美国证监会1976年5月发布的《可疑与非法企业支付行为的报告》指出，有400余家美国公司承认曾向国外政府官员行贿，所涉总金额超过3亿美元。
有鉴于此，美国国会制定了FCPA，以制止海外腐败行为，重建美国商业系统的公众信誉。
自1977年诞生之日起，FCPA就受到美国众多大型企业的激烈反对，认为此举将使美国公司在海外竞争中处于劣势；并且也因历届美国政府的政治理念差异而左右摇摆——在福特政府期间，国内会计核算和信息披露是为了起震慑作用；随后的卡特总统则对国会施压，要求对跨国腐败行为判刑；里根政府削减了有关部门处理公司错误行为的执行经费，在里根和布什政府时期，执法部门通常采取不插手和自由放任的态度；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政策又有变化，对法案的实施加强了力度；而自2002年美国安然事件等公司丑闻大曝光之后，小布什政府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金融市场，开始对公司丑闻采取愈发严厉的态度。
然而，总体来说，从诞生至今20多年的实际执行过程中，FCPA仍被广泛认为是一部非常“弱势”（weak）的法律——其中一个最好的佐证就是，迄今为止，真正由美国司法部提出刑事指控的FCPA案件，平均每年还不到一起。
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考虑到FCPA可能会令美国企业丧失在海外竞争中的诸多优势，美国利用其政治经济等优势不断对国际社会施加压力，以寻求国际间的对等待遇。
2001年春天，几乎所有的欧盟国家以及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都已采纳美国这部法律的内核，有的是采取新立法的方式，有的则对原有的《刑法典》进行修改和补充。
2003年12月10日，包括我们中国在内的43个国家在墨西哥梅里达正式签署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其中第十六条就将“贿赂外国公职人员或者国际公共组织官员”定义为犯罪行为，此外还规定了详细的管辖、司法合作以及引渡等具体条款。
经济分析法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美国人波斯那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认为，经济思考总是在司法裁决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执法者不可能不认真审视自己执法行为的经济学后果与社会成本——法律面临的是如何公正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而经济学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充分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财富总量问题。
这两者从长远来说应该一致，然而从短期来看，在多数情况下却是非常矛盾的。
从某种意义而言，FCPA几十年来的实践可以说是这一思维的典型代表。
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通过对美国其他相关经济法规的审视，或许更有利于加深对此的理解。
我们知道，朗讯的诞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美国反垄断法对电信企业的运营规模进行的限制——1995年，拆分后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彻底重组，其中的设备制造业务，以及被誉为诺贝尔奖摇篮的贝尔实验室，于1996年2月被重组为朗讯科技有限公司。
同年出台的美国电信法彻底否定了电信市场的自然垄断性，将竞争引入到所有的电信市场，并为确保公平竞争制定了许多条款。
自该法实施后，无论从技术角度还是从产业组织角度看，一个全新的电信产业正在形成：美国由此深尝通过竞争提高效率的甜头，并为美国保持持续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然而这种反垄断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良性合理地配置资源，通过引入竞争提高美国企业的整体效率与国际竞争力。
当反垄断一旦威胁到美国企业整体切身利益甚至生存，其结果就是美国多次修改有关法律，放宽对电信企业兼并的限制——面对众多海外跨国企业在美国本土“叫板”，美国法律甚至规定，为了对外贸易或国际竞争而形成的垄断可得到法律的豁免。
譬如为与欧洲“空中客车”有效竞争，1997年美国波音公司与麦道公司的合并，其市场垄断程度并不亚于当年的AT&T，但政府却采取了支持的立场——政府不提出反托拉斯诉讼，法院自然不会受理。
此事引起了西欧国家的强烈不满，为此克林顿总统还作为斡旋人去各国游说。
诚然，美国乃至西方社会有着极为完善的法律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法律条文就是刚性与不可变更——很多时候，法律往往围绕利益而不是公正为中心而运行。
这似乎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然而却是不争的事实。
我曾用这样一个例证来说明问题：我见过的最美的人妖不是在泰国，而是在新加坡——尽管新加坡法律禁止人妖，新加坡也历来以执法公正严厉着称，然而在其繁华的Bugis街头以及独具风情的小印度等地，依然可以看到众多人妖的身影，许多旅游者驻足流连——而法律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于对国家旅游支柱产业的考虑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无论前身AT&T，还是现今的朗讯，作为曾经最大的基础通讯产品制造商，在其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中自始至今都是以美国政府的忠实合作者面目出现，甚至被自己的员工戏称为美国的“国营企业”，并成为美国国家政治经济战略中的重要棋子。
如是，当我们将朗讯中国贿赂事件置于更广的视野以及更长的时间纵深中审视时，就不能不给人以巨大的遐想空间。
所以在很多人看出这背后的问题跟风险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的快刀斩乱麻，不让美国有机会行使长臂管辖权，也不能让事情进一步扩大化。
朗讯中国高管层的下课事件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这不是普通的高层人事变动，由海外总部直接罢免中国区数位高层管理人员在全球尚属首例，还是极具针对性的个例（只有中国分公司被处理了，其他存在类似问题的视而不见），而且被解雇的理由是在中国开展业务中涉及到商业“贿赂”问题，朗讯以这样的不光彩理由对中国区高层撤职无疑于“自曝家丑”，这直接触及了电信运营商在采购系统设备中存在潜规则的敏感雷区。
在电信运营商采购设备市场，朗讯中国“贿赂”事件牵动了整个电信行业的神经末梢，直接效应就是将电信运营商相关设备采购部门人员推到了火山口上，将以往隐蔽于幕后的可能会涉及到“行贿”的采购环节放在阳光下晾晒，进而带动了一波在电信圈内部的贿赂纠查风暴，信铲部等主管部门派遣调查组对电信设备采购业务进行摸底清查。
所以大家接下来的任务就是以最的速度进行市场调查，查清楚名单上这些关键公司存在的问题，主动引爆，让有关部门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帮着和稀泥，让某些深陷其中的人不得不接受调查，从而无法欺上瞒下，跟那些人合作，答应一些绝对不能答应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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